张朝阳靠股东贷款挽救了搜狐
尼葛洛庞帝的访华让张朝阳一下子获取了注意力，也由此吸纳了诸多人才的加盟。不过，张朝阳面临的具体问题是他所创办的爱特信公司帐上现金已经消耗殆尽，需要进行第二轮融资。
如果说第一次融资的股东多少是基于对张朝阳个人的信任以及私交的话，那么第二次融资则再也没有这样的情感因素帮忙。对张朝阳来讲，这次融资的过程几经起伏，这次长达半年的融资经历铭心刻骨。
在张朝阳的印象中，当时的美国人对中国十分陌生，几乎没有投资人愿意听他的计划。事实上，那个时候能够找到一个愿意接见这个中国创业者的投资人都很困难。
在罗伯特和尼葛罗庞蒂的引荐下，张朝阳自费去美国加州见那些亿万富豪。他先在加州的一个小旅馆住下，用绿卡租了辆车，然后用了两天时间不停地打电话与几位可能改变他的公司命运的人约定见面时间。
1997年的9月11日让张朝阳终生难忘，他至今为自己在这一天表现出来的能力而骄傲——在这一天中他马不停蹄地见了4个风险投资人。
按照事先约好的时间，张朝阳应该在早上九点先去见英特尔投资公司的人，接着是十二点与世纪投资的负责人会谈，下午三点是软银，下午五点则是后来给王志东投资的亿万富翁罗宾逊斯蒂文。前三位投资人都在硅谷附近，而最后一位则在旧金山。
为了充分利用分分秒秒，头一天晚上张朝阳利用雅虎地图已经把路线搞清，准备第二天飞车去会这4位超级富翁。
谁知道第一个与英特尔的会面就被推后了半个小时，虽然这是一次非常成功的会面，但当会面结束时，已经十二点了。张朝阳匆匆在麦当劳买了食物然后一边开车一边吃赶往世纪投资。
当张朝阳见完前三位投资人的时候，时间已经晚了，再加上那天赶上旧金山的地铁罢工，所有的车都在地面上爬行，严重的堵车迫使张朝阳勉强开下高速公路。到了距离罗宾逊斯蒂文还有7个街区的时候，他将车弃置在一个停车场后提着笔记本电脑飞奔着跑到了见面地点，他到的时候，罗宾逊斯蒂文已经等了他将近一个半小时。还好，双方谈的不错，罗宾逊斯蒂文表示出很强的投资意向（但最后并没有投搜狐，倒是后来投了四通利方，成就了新浪）。
张朝阳那天见的四拨投资人，最后实际投资给钱的只有一家，那就是英特尔。即便英特尔，也给的并不利索。英特尔对张朝阳进行了前后长达6个月的问题“审问”，平均每天6个问题。有一天晚上英特尔的投资人打长途电话过来说还有一个问题想问。张朝阳当时在发烧，但是生怕投资人觉得自己身体不好最后不再投资，所以不敢说自己在发烧，只能咬牙回答他的问题。
1998年到2000年上半年，英特尔投资的关注方向是软件市场，目的是为了促进硬件的销售。捆绑软件能够促进英特尔的硬件销售。“而要去了解一个市场，最好的办法就是投资其中的一两家企业。”在这个阶段，英特尔投资的洪恩、速达、适普等都是软件企业。
搜狐所代表的门户网站，最初并没有进入英特尔投资的视野。英特尔总部投资部曾流传一篇投资建议书，但他们最后没有投，而他们错过的这家公司叫雅虎。1997年中国互联网官方出了一个调查，称阻碍中国人上网的第一大原因是中文网页的缺乏。英特尔因此认为投资像搜狐这样的公司可以促进中国互联网的发展，而这又能带动电脑和服务器的销售，于是，搜狐成为英特尔的投资对象。
英特尔的进入对搜狐至关重要。英特尔本身也是中国互联网广告业的大金主。中国的网络广告起源于1997年3月，当时灵智大洋互动媒介部经理吕勇代表IBM给Chinabyte上投放了一个banner广告，几乎在同时，英特尔也为其新出品的奔腾处理器在Chinabyte上试水网络广告，这一单同样来自吕勇。
第一个Flash广告也来自英特尔，同样是吕勇的杰作，当时设计的是一个礼花的动态广告，点击下就会爆炸，以比喻奔腾处理器强大的多媒体处理能力，但当时有不少人是晚上上网，于是那些天，在一些上网用户聚集多的小区里，经常响声一片，因此放了两天后被投诉而拿下来，但对客户来说，效果还是起到了。吕勇后来去了好耶当首席运营官，这位说话慢条斯理，喜欢食辣的中国网络广告第一人目前依旧是中国网络广告圈内的重量级人物之一，现自己在创办一家网络广告的第三方公司。
今天看来，张朝阳选择从海外融资的行为在那个时代是一个很重要的举动，他至今认为这给中国互联网行业起了启蒙的作用，他自己甚至用了“前所未有”这样的形容词来描述这个事情的重大意义。在融资的那段日子里，张朝阳几乎每天晚上都会在那间办公室兼卧室的桌子上、地上，或坐、或躺、或趴着写他的商业计划书。
张朝阳认为，他那份完备的商业计划书在当时具有空前的前瞻性，例如他预言了一个商业网站应该是资讯和导航，也形容了门户的特征是信息的集合者而不是制造者，甚至还描述出了广告收入的曲线，以及对页面点击率与广告之间成长关系的算法、收入模式等等。不过，这更多是他的自说自话，谁也不曾看到这份商业计划书。
在张朝阳写这份商业计划的时候，他还没有一笔网络广告收入，到了1997年11月，第一笔融资来的钱几乎快花光了。那时，他甚至到了把最早的两名员工叫到自己的办公室，问他们那个月的工资迟一个月发可不可以的地步，因为他那时首先要考虑的是交房租。
张朝阳没有办法，只好向董事会求救，最终董事会为张朝阳提供了一笔10万美元的“乔治贷款”，让张朝阳用这笔钱先“度日”，把公司继续经营下去。而这笔贷款张朝阳日后需要用利息和股权去偿还[1]。
这笔乔治贷款到位，使爱特信又撑到了1998年3月份，1998年4月爱特信公司获得第二笔风险投资，投资者包括英特尔公司、道琼斯、晨兴公司、IDG等，共220多万美元，爱特信也由此改名为更响亮的搜狐公司。
明星销售张朝阳
在获得第二轮投资后，张朝阳明显感觉到了股东对收入要求的压力，他的工作重点开始转移到跑客户上。
除了英特尔、IBM、微软这些IT跨国公司，在当时的中国其他行业几乎没有人知道什么是网络广告，但很多人能接受做个网页的概念，这个实实在在能看到。
张朝阳就在做网页的客户中试探着发展他的广告主。“您能不能试着投一个网络广告？”是他经常对这些网页客户说的一句话，接下来他就必须向这个客户解释什么叫网络广告。搜狐最早的主顾——北京牛栏山酒厂的厂长就是这样先做网页后投放网络广告的形式成为搜狐的客户的。
张朝阳同时四处接受媒体的采访，不断借着报纸版面和电视画面讲述什么是互联网，搜狐是什么，网络广告又是什么。张朝阳总是不厌其烦的强化自己的地位，推广公司的品牌。至少从商业模式上来说，他必须这么做，只有让更多的人知道自己，才会上自己的网站，才会带来更多的流量，才会有更多的广告主予以投放。
张朝阳被称誉为最勤奋的CEO，声称全中国500强的CEO他都认识，这基本没可能，但他的确交游广阔。张朝阳也很拉风，他知道他的符号作用，他只有不断出位，媒体才不会遗忘他，他不在意人们怎么评价他，只要他的目的达到了就可以。在这方面那段时间的张朝阳让人想起了甲骨文软件的创始人拉里·艾利森。
但他生活中的朋友，如美通无线的CEO王维嘉和西陆网董事长耿俊强都认为，在日常活动中，张朝阳相当内向。这真是一个矛盾的人，一个知道怎么样释放自我的人。.
1999年前后，张朝阳不做秀不行。当年由四通利方与华渊合并而成的新浪拥有8000万美元，其迅猛的成长势头令没有完全认清方向的张朝阳不知所措。而chinaren.com、renren.com等新生代门户也依靠近乎疯狂的烧钱一夜成名。对于只有两岁的搜狐，它随时可能被遗忘。但由于融资不利，可供其使用的资金只有新浪的1/10——按照当时的游戏规则，几个月之内就可能弹尽粮绝。
为了确保搜狐不被遗忘，张朝阳选择了最便宜也最有效的方法：树立个人品牌。一度，他像其他所有CEO一样大谈“泡沫就是互联网的革命”，而自己紧张地压缩成本。
张朝阳的个人品牌效应带来的成效显著。搜狐的销售人员至今津津乐道的是，当时很多不愿见搜狐销售队伍的企业听说张朝阳亲自来谈合同，一切就变的极为容易。甚至当年很多企业的员工在门口等着，就是想亲眼见见这个明星。
前《北京青年报》记者、现互联网协会数据中心主任的胡延平讲过一个笑话：一位麻省理工回来的留学生，拿着《北京青年报》报道张朝阳的那期报纸找总编，要求《北京青年报》以同样的篇幅报道他：我是张朝阳的校友，我也做网站，为什么宣传他，不宣传我。
一个明星就此诞生，直到今天，张朝阳依旧是这个行业的大明星，而且是最具知名度的那一个。
王志东一年之内三进硅谷
搜狐肯定不是中国第一家被风险投资青睐的高科技公司，在张朝阳拿到钱之前，边晓春和前导就曾经拿到IDG的投资。搜狐也不是第一家被风险投资青睐的中国互联网公司，亚信早在1993年就拿到了刘耀伦给的50万美金，虽然亚信的总部是在美国注册的。
单从在中国注册的互联网公司里论，张朝阳也不是第一家主动与风险投资牵手的互联网公司，王志东的四通利方在1996年1月正式聘请冯波所在的公司为其融资，而张朝阳的融资之路是从1996年7月开始的。如果要给张朝阳和风险投资找个第一的话，那张朝阳是中国土地上，注册在中国，第一个完全靠风险投资催生起来、同时广为中国人所知的互联网公司。
是王志东还是张朝阳？这样的问题在1996年之后成为报纸、电视最热衷讨论的话题，这样的两个人，其实截然不同，但互联网的大浪把他们淘成了公众人物和产业偶像。
张朝阳和王志东，就其经历来说，都有足够的事情可以成为公众人物。1981年，陕西青年张朝阳考进清华大学，1984年，来自广东虎门的王志东考入北京大学。北大清华，还是清华北大，不论谁在前面，都不会影响到这两所比邻而居的高等学府在中国老百姓心目中最高学府的崇高地位。
清华毕业的张朝阳，很快出了国，到麻省理工学院继续读物理，麻省理工在美国的地位和清华在中国的地位相当，也是那个时候中国老百姓知之不多的美国名校之一。
北京大学电子工程系的学生王志东，没毕业就已经在中关村里小有名气，他穿梭在北大清华旁的各个电脑城里，给这些练摊的大小业主们写工具软件，顺便做着加密解密的活。王志东有多受欢迎？那就是不断的有人找他开公司，请他以技术入股。到1994年四通利方成立之前，王志东已经参与创办过两家软件公司，此外还有在北京大学创办的校办企业方正集团里工作的经历，他被许多媒体称呼以软件天才、新一代程序员的领袖人物的称号。
不论从哪个角度上说，四通利方的创办在中关村历史上都是有其卓绝地位的。这是因为，这家公司一开始就有相对清晰的产权结构，按照双方的约定，四通集团投入500万港币，占据70%的股份，王志东和他的创业团队占据30%的股份，王志东领导的技术团队很快写出了RichWin这样的中文平台，风靡一时。
不过，到了1995年，王志东的烦恼也来了。他发现，微软等海外强敌进入中国的速度和力度都比他想象的大，而四通集团给予他的支持的强度却不如他一开始设想的那么大，两相消弭，让他开始意识到自己参与创办的四通利方的未来将不那么明晰，而这个时候，四通投入的500万港币已经花得差不多了，王志东必须去找钱。
按照很多媒体的报道，这个时候王志东想到去硅谷去取经，于是，也就有了王志东在1995年三进硅谷的故事。其实不然，这三次硅谷之行，每一次都是王志东的对手公司安排，一次是IBM(当时要推lotus软件，中文名莲花)，一次是惠普，另一次是微软。对手邀请王志东和其他中国软件的同行到美国参观学习访问，更多是希望能参与到即将开放的中国软件大市场中的市场蛋糕分配中来。
王志东乐得其所，他正想到他从北京大学读书时代就无比崇拜和向往的硅谷去看一看，学习下怎么样引进硅谷式的创新机制，以让自己的四通利方能成长成一个象微软一样的大公司。
1995年7月王志东来到硅谷，正好赶上全球第一家互联网公司网景上市前夕，到处都在讲述网景的故事。王志东听完网景的故事后立马醒了过来，这就是他想要的四通利方的成长轨迹。当王志东打听到是摩根斯坦利给网景做的融资时，他四处向朋友打听，看怎么让摩根斯坦利来给他投资。这位朋友是王志东在四通利方的创业伙伴严援朝的多年老相识，他一听就乐了，对王志东说：“你要找摩根，还嫌早了一点。不如先给你找个小点儿的吧。”
话是这么说，摩根斯坦利一位高级别的合伙人还抽出一个小时专门和王志东进行了会谈，谈完王志东才反应过来，人家不是对自己有兴趣，而是对中国市场有兴趣，不过，就是在这次会谈中，王志东知道了什么是风险投资，怎么在中国做市场，怎么到美国上市。也就是在这次会谈中，王志东开始朦朦胧胧接受四通利方不是家中国软件公司，而是家全球软件公司，只是其总部设立在中国而已的概念，这让王志东从一个完全意义上的本土创业者开始逐步蜕变成有海外视野的本土创业者。
王志东还知道，投资是分层次和级别的，产业资本和风险资本的钱有什么不同。这次会谈，王志东还明白一个道理，那就是自己得找个人帮他找钱，他毕竟不是张朝阳，没有在美国生活过，也没有相关的人脉，对资本运做方面的知识也不具备，还有一点，他的英语不如张朝阳那么顺当，沟通起来有障碍。王志东就这么认识了冯波，时任罗伯森·斯蒂文森公司的中国投资部主管。
冯波和王志东签定了融资代理合同
冯波出身名门。冯波的母亲董丽惠，出生在上海一个来自宁波的富裕家庭。在1939年日本侵华的时候，他们所有的财富都化为乌有。冯波的父亲冯之浚，是一名御医的曾孙，直到1911年国民革命时，他的曾祖父都还在紫禁城内服务。冯之浚的父亲，在日本侵华之前，则一直都在北京担任路透社的主编。在日本占领中国期间，他们全家搬到了上海。冯之浚和董丽惠在上海读高中时认识，当冯之浚从上海大学铁道工程系毕业后，他们很快就结婚了。之后，他们也都成为了老师。
在美国记者谢大卫笔下：冯之浚是个让人尊敬的中国老派知识分子。他有一头厚密、向后梳的白发。虽然他已60出头，但体格还算强健，身躯已有点驼，脸上戴着一副厚重的玳瑁框眼镜。不管是讨论文学、历史、艺术或绿茶，冯之浚都是口若悬河而且坚持己见，从毛泽东、克林顿、孔子到《纽约时报》，他似乎总是能够引用得当。
冯之浚后来进入中国科学院上海科学研究所，成为一名很有声望的经济学家。冯之浚也加入了民主同盟，最后担任了这个民主党派的副主席，如果不是在某一次政治风波中发表了过激言论，他本来可以更进一步成为费孝通先生的接班人。冯之浚交游广阔，结识了许多国内外科学界乃至政界的大人物，其中对冯波意义最大的是一个叫王安琴的美国心理医生。
王安琴在1987年拜访北京时，经由介绍认识了冯之浚。王安琴是一位在加州马林郡开业的心理医生，两人成为了好朋友。王安琴离开中国的时候，她说如果冯之浚的小儿子愿意前往美国，她可以提供寄宿的帮助。冯之浚和董丽惠认为这对冯波来说，是一个人生重新获取新希望的机会。过了一阵子，王安琴就接到了一封信，冯之浚告诉她冯波决定到美国。正是王安琴的出面保证终于让冯波在1987年10月23日到达了美国旧金山，那年冯波18岁。
不久，王安琴从旧金山搬到了圣安瑟莫（San Anselmo），圣安瑟莫是森林中一个寂静的小镇。冯波在一个中国花园餐厅中担任餐厅杂役，每天工作11个小时，辛苦地赚取15 美元。他在一家中国和日本餐厅找到另一个工作，他从一家餐厅到另一家，洗鱼、切鱼、煮饭、摆餐桌、清理餐桌、点菜、外卖和洗盘子。顺便补习语言。
当冯波不用上学或是工作时，他喜欢待在咖啡厅中。在那里他可以努力地看《纽约时报》，同时也能够有机会与顾客和员工交谈。最后，他的英文程度终于能通过考试，开始上一般的课程。艺术课程，特别是摄影和电影，给了他很大的启发：“他们教导我一种我从来不知道的表达语言”。他那时的照片所描述的就是孤独。有一张照片中，是由昏黄的灯光和铁铸的板凳构成，相当美丽，但是给人一种强烈的感受，因为椅子是空的。冯波在摄影美术方面开了一次个展，题目是：《寻找》。冯波还用他的薪水投资了他的第一部八厘米电影。冯波后来果然学了导演，读的就是美国旧金山州立大学电影导演专业。
对于一个曾在旧金山州立大学学习电影导演的人而言，冯波的经历不是一部关于宿命的艺术电影，而是一部好莱坞大片。
1993年年底，冯波大学没毕业的时候，一个偶然的机会，美国硅谷投资银行罗伯森·史蒂文斯招人，冯波觉得好玩，前去应聘，主考官就问你对我们公司有什么用？因为这还是比较西方人的问法，比较直接。冯波也灵机一动，也不懂他们做的什么业务，给他们讲了一个瞎子摸象的故事：所有外国投资人到中国来都好像是瞎子摸象，因为中国很大，有的人看到的是鼻子，有的人看到的是腿，有的人摸到的是尾巴，而冯波能给他们带来的是一个更加全面展现的机会，而且能够为整个公司在中国树立品牌。就这样，冯波成为这家公司的中国投资事业部的主管。
在这家公司，冯波做过很多重要的投资项目，其中一个是亚信，在很长时间里，冯波被认为是亚信的VIP员工，他持续出没在亚信在北京的办公室里，和田溯宁聊天，帮他分析公司遇到的问题。1997年12月，在冯波的牵引下， E.M.Warburg Pincus、China Invest、Fidelity三家投资公司向亚信注入了1800万美元风险投资。
比起亚信，新浪的故事同样精彩。1996年1月，四通利方和冯波服务的罗伯森·斯蒂文森公司签订了国际融资服务合同。从这个意义上说，就开启中国互联网的风险投资的第一人，王志东和冯波都是可以争一争的。
而之后的故事是，1997年，经罗伯森·斯蒂文森公司的帮助和促进，艾芬豪与华登给四通利方投资700万美元（一说为650万美金，这很大程度上是有税前税后的统计口径不一所致）。
而代表艾芬豪担任四通利方第一个外部董事的正是冯涛，冯波的哥哥。
与弟弟不同，冯涛是在国内接受的本科教育，他1986年考入东北著名的哈尔滨工业大学的航天学院，1988年去加拿大，1993年后获取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统计学博士。
冯波好动。在冯波能够站上冲浪板前，他买了三个Stewart牌子（知名的冲浪板品牌）的冲浪板、一套Rip Curl的保温潜水服、橡胶鞋、一条皮带、一系列关于冲浪的唱片、冷海里用的头套，冲浪者的T恤、运动短裤和运动鞋则塞满整个衣柜。他把Prada牌子的鞋子当做拖鞋穿，所以鞋子的后方都被压得扁扁的。他也会将Gucci牌子的裤子裤管卷起来，在沙滩上踢足球。冯波总是幻想拥有一支一级方程式的车队，最好能自己驾驶一级方程式的赛车。当中国拥有一支一级方程式的车队时，对冯波来说将是意义重大的基准点，代表他的国家从此就可以追上西方国家。他会从头到脚穿上黑色的皮衣皮裤，跳上摩托车。红色的机车擦得发亮，就像是硬壳的太妃糖苹果。
冯涛好静。上海联创的办公室毗邻毛泽东在上海住过的房子而居。在冯涛的办公桌上有一个笔筒，里头放着用鼬鼠毛做成的毛笔，冯涛有空的时候就会拿出来挥毫。冯涛的办公桌后面是一幅有1700年历史、由中国最受尊敬的书法家之一──王羲之──用毛笔所题的诗。冯涛甚至以晋代书法家王献之的草体“之”为公司标识。联创手册上印有唐代书法家颜真卿《自书告身贴》中的话：“国公颜真卿，立德践行当四科之首，懿文硕学为百氏之宗。” 冯涛除了是一名书法顶级发烧友之外，也是一名古董瓷器和中国画卷的收藏家。
这两兄弟在1999年8月接受了上海科技元老、也是他们父亲的老朋友——中科院副院长严义埙的邀请，在江绵恒先生的领导下成立了上海联创和联创策源。田溯宁也是经由严义埙的介绍认识了江绵恒，并在江绵恒的力邀下加入网通，其中引见田溯宁与严义埙见面的也正是冯家兄弟。
这个世界真的很小。
[1]乔治贷款在本书中多次出现，一般来说，乔治贷款在用尽之后公司还没有起色，那很多时候，风险投资商会选择转卖自己在这个公司的股份或直接将创业者出局的方式进行下一步，更多与风险投资有关的故事，读者可以参阅本书作者关于IDGVC的相关图书。
